正确的政策调整顺序至关重要。

出口退税，进口征税，符合消费地征税原则，有利于实现税收公平。对奢侈品征收消费税，让富人在消费奢侈品的同时，承担一定的纳税义务，有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今年4月份，媒体报道了济南一菜农因8分钱一斤卷心菜而自杀的事件，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纳入我国消费税征收范围的商品，不论进口还是国产，都要征收消费税，这也体现了税制的统一和公平。编者按 近年来，出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一些游客到国外购买奢侈品带回国内消费，这个现象引发了国内对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降还是升的争论。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社会共识，在这样的氛围中，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满足普通民众衣食住行等生计问题上，而是研究如何满足富人的奢侈需求，利用税收政策帮助外国企业在中国推销奢侈品，必将会引起老百姓的强烈反感和不满。征收进口消费税不是造成人们到国外购买奢侈品的根本原因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出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出国购买一些高档消费品，回来自用或馈赠亲友，这是一种正常的消费现象，征收进口消费税并不是造成人们到国外购买奢侈品的根本原因。

其次，取消奢侈品的进口消费税，还可能造成以下负面影响：一是冲击国内企业。为了让大家更多地了解奢侈品消费税，本报今日特刊发相关文章，以期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思考的视角。财政收入到底用到了何处？比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蛋糕如何切分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我国的财政收入到底用到了什么地方？先从中央财政支出的数据来看，1991年中央财政决算支出为1090.81亿元，2010年增长到15972.89亿元，20年增长了14.64倍。

如何有效平衡国富民强问题？如何妥善处理诸侯问题与王爷问题？如果恰当的以GDP增长换取更多的社会和谐？这些都是我们急需思考的问题。居民从低微收入中筹集本来应该由财政负担的支出，导致中国预防性储蓄高企，从而严重打击了居民的即期消费水平和降低了消费预期，这是中国消费难以真正启动、投资消费严重失调的基本原因。而且这种规则残缺的问题在当前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此外，重民生的要点是聚焦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交通、文化和社会公共安全等方面。

那么如何解决该问题呢？首先要把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从只看GDP转向重民生。此外，在过去20年我国的人均GDP从1991年的1892.8元增长到2010年的29762元，增长了15.71倍。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分税制，毫无疑问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以个税起征点为例，众所周知，当前中国个税税收的贡献主体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反而通过各种技术实现了所谓的合理避税。中央转移支付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而采取的财政政策。如此制度安排一个明显的缺陷是稳定性差，在频繁的制度变迁和契约修订中损失了制度成本和效率。

1994年分税制出台之前，我国财政制度采用的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一对一谈判的方式开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的中国人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死不起人。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3497亿元，比上年增加617亿元，增长21.4%。（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高和投资金融分析师李慧忠） 进入 赵晓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富民穷 。

与此同时，房地产业的繁荣又拉高了GDP，只是苦了平头百姓。但是分税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也正是因为分税制使得我国财政体制进入双轨制，即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采取分税制，而地方政府之间仍然采取承包制或者采取具有承包制特征的财政体制。

也正是分税制使得中央财力超过了50%，使得国家宏观调控、大规模基础建设、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抗洪、汶川大地震乃至现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都有了底气。中央财政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1年的32.2%减少到2010年的17.8%。

分税制的不彻底、公共事务的增多，造成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日益严重：财权大幅上收，事权层层下放，导致目前大部分县乡政府的财力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极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财政支出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再加上投资乘数的放大作用，使得地方政府过度投资，而教育、卫生、社保等支出偏低，使得百姓面临学费高、看病难等困局。具体来看，在经济增长条件下，定额分成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出现实质性的累退。科学技术支出3227亿元，比上年增加482亿元，增长17.6%。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的中央转移支付从1991年585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2350亿元，增长了55.3倍。从上述统计数据不难发现，实施分税制后，无论是中央或是地方，其财政收入都得到了长足的增长，也正是分税制有效的抑制了中央财政下降的趋势，及时消除了税收结构中的扭曲因素，也增加了透明度。

尤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提速，分税制实施的前三年中央财政收入分别是938.25、979.51和957.51亿元，实施的后三年该数据分别是2906.5、3256.62和3661.07亿元。结束语当前中国经济的野蛮生长成就了GDP的两位数增长，却也让民众整日生活在焦灼之中，人们焦灼的原因是当我们看到飞驰而过的财富快车时，却发现自己手中没有上车的车票。

转移支付虽说是中央收上去的税最后再返还到地方投资上，但这笔财政收入返还给谁？返还的标准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其结果是由诸侯问题转变成了王爷问题，地方政府的财权确实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的权利却过分膨胀。历年来中央与地方的蛋糕如何切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91年到2010年近20年的时间里，中央财政收入从1991年938.25亿元，增长到2010年42470.52亿元，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45.27倍。

就深层原因来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一直是以GDP为纲，如此引导的结果必然是投资冲动极强，因为它立竿见影（只要领导来了就可以看见高楼大厦林立）。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的饥饿营销使得低价飙升，高地价推升高房价，高房价又掏空了百姓的钱包。

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1年的67.8%增加到2010年的82.2%。农林水事务支出8052亿元，比上年增加1331亿元，增长19.8%。交通运输支出5488亿元，比上年增加840亿元，增长18.1%。从地方财政收入来看，从1991年的2211.23亿元，增长到2010年40609.8亿元。

而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前三年的29.8%、28.1%和22%，增长到后三年的55.7%、52.2%和49.4%。就地方财政支出而言，1991年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为2295.81亿元，到2010年增长为73602.49亿元，20年增长了32.06倍。

基于此原因，我们认为有必要再专门针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撰写一文。可见国富民穷严峻到什么程度。

从支出项目来看，据财政部统计数据，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大项包括：教育支出12450亿元，比上年增加2012亿元，增长19.3%。赞同者居多，但也有部分读者对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均衡问题提出不同观点。

为保持应有的宏观调控能力，中央政府必须时常与各地方政府对分成额度进行讨价还价，既有失中央政府的权威又加大了制度成本，还有可能损害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组织税收的积极性。转型就意味着阵痛，缓解阵痛就需要舆论宣传，让民众都明白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公共安全支出5486亿元，比上年增加742亿元，增长15.6%。如何从历史观的角度看待分税制？若要客观、真实的了解一项政策或制度，并须充分了解其历史背景，并以历史观的视角去解读政策。

缺钱和政绩压力使得地方官员把目光转向了预算外的卖地收入。如果再往深入探寻，就有可能把视野转向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集权社会，集权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只有跑部，才能钱进

经济中若出现长期回报率回升的预期，会吸引更多资本持续回流美国，这样美元和美元资产能托住而反弹，家庭负债率会停止恶化开始改善，消费开始可持续增长（这不同于减税政策刺激的短期效应），政府税基稳定将稳步缩减赤字。这些潜在的债务在未来五十年会逐步演变成现实的债务。

当盖特纳要借钱时，不太独立的美联储或将只能被迫购买公共债务。其中1.1万亿的头寸是美国的国债，美联储目前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多头头寸的持有者。